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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中华鲟长江新,生态影响或需数十年

11月25日上午10点37分,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救治中心接到正在葛洲坝下开展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科考监测人员电话,称发现坝下50米处一尾大型野生中华鲟窜出并有血迹冒出水面。中心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观测该鲟长约3米,重约175公斤左右,头部和背骨板断裂,尾部被利器重创,尾部动脉血流不止,由于伤势十分严重,虽经紧急包扎并全力救治,该鲟仍然死亡。

近日,一次针对长江濒危物种中华鲟的科学考察,在湖北宜昌至安徽安庆1041公里的长江江段拉开序幕。长江商报记者亲临科考现场,记录下这充满艰辛的寻找之旅。

摘要: 因水库泄洪冲击养殖网箱,湖北省清江库区上万吨养殖鲟鱼逃逸,扩散进入长江,对长江生态产生威胁。9月2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9月21日下午,在长江洪湖段现场监测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吴金明博士告诉澎湃新闻, ...因水库泄洪冲击养殖网箱,湖北省清江库区上万吨养殖鲟鱼逃逸,扩散进入长江,对长江生态产生威胁。9月2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9月21日下午,在长江洪湖段现场监测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吴金明博士告诉澎湃新闻,他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已经鉴定了超过500尾疑似逃逸的外来鲟鱼。监测信息显示,逃逸鲟鱼已散布至江苏扬州干流段,并很可能已达长江口。在监测现场,吴金明和同事们除了鉴定回捕鲟鱼的种类,还对部分捕捞到的逃逸鲟鱼解剖,记录其摄食情况、性腺发育情况,为评估此次鲟鱼逃逸对长江生态的影响积累调查数据。洪湖江段7月29日捕捞的逃逸杂交鲟(小规格,西杂——西伯利亚鲟和史氏鲟的杂交后代,已处死)。“逃逸的鲟鱼除了往长江中下游扩散,还会逆流向上游。几乎是全流域的灾难,回捕,怎么回捕?”同日,农业部长江办(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一位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慨叹。农业部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预警与风险评估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胡隐昌通过邮件告诉澎湃新闻:“这些逃逸的鲟鱼是有造成生物入侵的风险,但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逃逸的种类、年龄、生态环境等。所以,首先必须进行监测。”澎湃新闻获悉,事发后,农业部长江办已委托专家组制定了《清江养殖鲟鱼逃逸生态影响调查评估方案》,其中生态影响初步评估与预测将在2016年10月前完成,而自然繁殖监测将在明后两年开展。湖北清江受灾养殖户捞出的已死亡达乌尔鳇或达乌尔鳇的杂交种(自然分布在黑龙江地区)。受灾养殖户供图将监测逃逸鲟鱼的栖息、分布、出现频次《清江养殖鲟鱼逃逸生态影响调查评估方案》中写道,长江中的本地鲟类包括白鲟、中华鲟和达氏鲟三种。7月19到20日,湖北省长阳、宜都等地的鲟鱼养殖网箱受洪水冲击,近万吨养殖鲟鱼逃逸,其种类包括西伯利亚鲟、施氏鲟及杂交鲟(大杂、西杂等)。有专家称,其逃逸数量超过长江中下游干流鱼类现存生物量总和。7月26日-8月2日,仅在洪湖螺山、嘉鱼等地就有100余尾的外来鲟种捕捞记录。经现场鉴定,这些鲟鱼与清江网箱逃逸个体规格相符,鱼体状态良好,除体表存在网具擦伤外,未见其他器官或功能性异常,可继续存活。调查评估方案中写道,在长江本地鲟类自然资源已急剧下降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外来鲟鱼逃逸造成的生态影响进行评估。专家组计划在对宜都、长阳等地受损失养殖户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对逃逸的鲟鱼个体的栖息、分布、出现频次等进行监测,对大规格的鲟鱼个体进行生物学解剖,掌握其性腺发育状况。其次,专家组计划对沿江渔政部门及渔民宣传、培训鲟鱼种类鉴别知识。在正确鉴别种类的基础上,沿江各地渔政部门对养殖逃逸的鲟鱼进行回收,防止回捕个体再次进入长江或其他自然水体。此外,专家组计划在2017年和2018年的4-7月,在长江中下游采集幼鲟的生物学样品,进行形态上和分子生物学检测,判断逃逸个体是否有自然繁殖、是否与本地种(中华鲟、达氏鲟)发生杂交,并综合上述基础数据和监测结果,专家组会对养殖鲟鱼逃逸的生态影响进行评估和预测。长江洪湖段7月30日捕捞的逃逸杂交鲟(大规格,大杂--达乌尔鳇与史氏鲟的杂交后代)。逃逸鲟鱼可能与中华鲟竞争食物21日,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常剑波告诉澎湃新闻:“逃逸鲟鱼对长江生态及长江本土鱼群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专家组正在调查评估,尚无定论。”常剑波表示,外来物种因为缺少生态制衡,容易以抢占其他生物的“生态位”,构成生物入侵。逃逸鲟鱼与中华鲟生活习性相近,会与之形成竞争关系。中华鲟是洄游性鱼类,成鱼洄游到长江时不进食,只有幼鱼才在长江中进食。逃逸鲟鱼可能与之产生竞争关系,比如竞争食物。常剑波说,此外,实验室研究发现,鲟鱼间可以杂交,自然环境中也发现过同一水域内鲟鱼杂交现象,但自然发生的几率较低。而逃逸鲟鱼一般在春季产卵,中华鲟一般在秋季产卵,所以,逃逸鲟鱼对中华鲟等长江本土鲟鱼的影响比较复杂,具体来说,影响有多大,该怎么样补救,需要调查评估,也需要在调查清楚逃逸鲟鱼的习性、分布以及繁殖特性后,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方案。常剑波举例称,如果清楚了逃逸鲟鱼的繁殖区域、繁殖时间,或许可以通过捕捞其亲鱼(性成熟的有繁殖能力的雄鱼或雌鱼),干预其繁殖的方式,有效地减少逃逸鲟鱼的数量。但具体措施待定。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庄平长期从事渔业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21日,他告诉澎湃新闻,数年前,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就发现长江中因养殖逃逸的外地鲟鱼,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但这些外地鲟鱼可能造成的影响,还需要继续监测和评估,并不是外来物种就一定会造成生物入侵。庄平举例说,有很多牛羊品种原产地也不在中国,但为了农业发展,人们从国外引进回来,不能就说是生物入侵。通俗地讲,只有对生态造成危害,才能被称作生物入侵。庄平说,对于清江鲟鱼逃逸事件,他没有相关的监测数据,所以,逃逸鲟鱼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需不需要补救,怎么补救,他无法做出判断。庄平强调,这里的“影响”一词是中性的,可能是好的影响,也可能是坏的影响。另外,要判断其造成的影响,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在长江中游开展逃逸个体监测。专家担心冲击公众已形成的保护意识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水生生物。自恐龙时代(白垩纪)以来,中华鲟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还数以万计,约有1万余尾,但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大坝阻隔、内河航运和工程建设等因素叠加,专家估计中华鲟野生繁殖资源量可能不足百尾,濒临灭绝。但对于这一古老物种,人类还知之甚少,有很多谜团待解。参与调查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危起伟告诉澎湃新闻,清江鲟鱼逃逸事件造成最棘手的问题,是对公众已形成的保护意识的冲击。“野生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水生生物,不允许捕捞和买卖。经过多年的宣传,全江渔民都形成了这样的意识——捕捞到鲟鱼,就要报告,不能买卖。渔民若捕捞到鲟鱼,一般都会给渔政打电话,进行鉴定后再处理:正常无伤的个体直接放生,有伤的就进行救护。但现在的问题来了,大量的杂交鲟被捕捞起来后,肯定不能再放回长江里去。如果渔政回收,没有经费支撑。如果渔民私自卖掉,就会造成江里的鲟鱼是可以买卖的氛围。”危起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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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送到上海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中华鲟幼鲟已超一千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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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是生态敏感区,为给中华鲟幼苗好的家园,研究人员正在想办法做修复。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介绍,从2009年到现在做了6年,效果已经初步显现。赵昀早报资料

在解剖过程中发现该鲟鱼腹腔内有一枚超声波标志。据长江所专家回忆,该标志是2007-2008年科研监测时对捕起的野生中华鲟进行标志的那一批鱼,标志数量共有28尾。目前统计发现,共有3尾超声波标志的野生中华鲟在从海区回到长江进行自然繁殖过程中意外死亡。中华鲟保护区救治中心将该鲟鱼被制成浸泡标本,完整记录人类活动对水生生物伤害的证据。

今年上半年,科学家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监测到五百尾中华鲟幼鱼,而中华鲟曾经的天然产卵场——位于葛洲坝下约10公里的长江江段,在前一年的秋冬季节却没有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这推翻了之前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中华鲟连续两年停止自然繁殖”的说法,专家就此估计,在长江之中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中华鲟,可能已经在宜昌下游江段寻找到了新的产卵场。

早报记者邹娟

物种的保护,可谓与时间赛跑,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华鲟保护工作,农业部随即启动了这一次针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大型科考行动。

“前两年是一条都没有发现,今年突然就监测到了上千尾中华鲟幼鲟。这个数目放在近几年都算得上高峰。”

长江商报记者追随科考队员,在长江宜昌段和石首段展开调查,目睹科研工作之艰难。

据悉,2014年年底,国内4家研究机构监测发现,野生的中华鲟已经持续2年没有产卵,2014年也未监测到新出生的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

因为中华鲟是底栖生物,繁殖群体数量已不足100尾,茫茫大江,觅得一尾鱼尚且艰难,更何况这一次的目标,是寻找绿豆大小的鱼卵,真可谓“大海捞针”。

不过今年4月起,中华鲟幼鱼陆续现身长江口。截至记者发稿,送到上海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下简称为“保护区管理处”)的中华鲟幼鱼已经超过一千尾。

科考队员首先对可能性比较大的江段进行初步的筛查,逐步缩小科考范围,再采用渔业声学探测的方法,精确确定中华鲟繁殖群体的分布位置,同时采用食卵鱼类解剖、水下视频和江底采卵等技术,确认产卵活动是否发生,并对产卵场环境和繁殖规模进行调查。

14日,在位于上海崇明的中华鲟保护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上海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陈锦辉将加急运来的排水管道埋入中华鲟暂养塘,眼眶里布满血丝。这段时间,仅给这些幼鲟“加床”,就让陈锦辉和他同事忙活了好一阵。

担任此次科考行动技术组组长的危起伟教授,是国内知名的中华鲟专家,他忧心忡忡地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最近几年中华鲟产卵场发生变化,与上游大坝和水库造成的“滞温”效应相关,导致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温,与往年同期相比呈不断升高趋势,而中华鲟产卵对水温特别敏感。“中华鲟如果灭绝,不是鱼殇,而是河海之殇。中华鲟的存亡,是长江以及近海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

陈锦辉告诉早报记者:“今年长江口监测到的生物确实有点解释不清楚。除了中华鲟幼鲟,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根本不属于长江流域物种的鳄龟,甚至有只在长江中上游才有的娃娃鱼。”

为加强新形势下中华鲟的保护工作,2015年9月28日,农业部发布《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本次科考,正是计划发布之后的第一次行动。

4月至今陆续发现上千尾

长江中华鲟的濒危现状也受到了国际环保组织的高度关注,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长江项目高级官员程琳告诉长江商报记者,鲟鱼保护早已成为了世界性的课题,比如欧洲鲟、大西洋鲟,其野外种群都正在遭遇人类活动的威胁,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制定全球的鲟鱼保护战略,长江中华鲟将成为其中的保护重点。

数量达2004年来第三高

许多在长江上不小心被渔民打捞起来的中华鲟和受过伤的中华鲟,都被运送到荆州中华鲟保育中心来救治。

作为“水中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中华鲟这两年面临一场“无后之殇”。

在荆州中华鲟保育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给救助回来的中华鲟清理鱼池,时不时地也与中华鲟互动玩耍。

2014年年底,国内4家研究机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监测发现,野生的中华鲟已经持续2年没有产卵。处于长江入海口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也证实,2014年未监测到新出生的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是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的最后一站,这里没发现,那基本上能证明长江上游——中华鲟的产卵场——真的没有繁殖。

科考队员每日早上都要通过解剖食卵鱼,来查看这些食卵鱼的腹腔内是否有中华鲟产的卵。

而事实上,这已是长江流域连续两年没有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鲟。也意味着,2012年、2013年两个自然年,长江流域基本没有中华鲟繁殖。

业界普遍焦虑:如果这种状况仍然持续,野生中华鲟有可能灭绝。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4亿年,正因为与恐龙属于同时代,被称为“水中活化石”。

不过,这样的焦虑在今年4月有了一线转机。

今年4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向外界透露,2015年4月16日,科研人员在长江口长兴岛南部、长江隧桥东部水域监测到一尾野生中华鲟幼鱼。经东海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鉴定,此次发现的中华鲟幼鱼为2014年秋天产卵繁殖。往年,上游秋季繁殖的中华鲟幼鱼洄游至长江口,最早也要等到次年5月中上旬,且幼鱼体长多在15厘米左右。此次监测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约一个月,而幼鱼体长仅10厘米。

此消息一经媒体发布,最先炸开锅的,是正黯然神伤的业界。欢欣鼓舞的自不在话下,当然,质疑者也有:凭什么证明发现的就是中华鲟而不是其他鲟?又怎么证明是野生中华鲟幼体而不是逃逸出来的养殖中华鲟?

事实上,4月中下旬,业界对发现的是不是野生中华鲟尚有争论。正方专家表示,研究这么多年,不会中华鲟也不认识。难道要把好不容易监测到的幼鱼拿去做监测,万一出状况怎么办?

好在,争论尚未持续多久,中华鲟幼鲟又陆续“浮出水面”。

2015年4月21日,保护区管理处在上海长江大桥以东3公里水域监测到一尾鲟鱼幼体。经专业机构分子鉴定,确认为中华鲟。

接下来的时间,中华鲟幼鱼像约好了似的,成群而来。每天,保护区管理处都要接几十个爆料电话,都是渔民发现中华鲟幼鱼,要送到管理处。保护区只能紧急扩建暂养池……

截至6月16日,保护区管理处已在长江口水域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鱼545尾。而截至记者发稿,送到保护区管理处的中华鲟幼鱼已经超过一千尾。“大多都是一两年的幼鲟。受伤的我们立即救治,无恙的放回水域,已经死亡的,要么做成样本,要么送去第三方机构检测,确定万无一失是野生中华鲟。”陈锦辉介绍。

而从长江流域江苏段传来的消息,今年,他们也监测到中华鲟幼体。其数量也是近三年最多。

此时,专家基本达成一致,今年监测到的,基本就是野生中华鲟,首先,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做比对,证明就是野生中华鲟;其次,如果是逃逸出来的人工养殖中华鲟,数量不可能这么大。

“今年在长江口监测到中华鲟幼鲟,就证明去年秋冬季,在长江中上游,应该是有中华鲟繁殖的。而且,从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监测数量来看,今年的监测数量相对较高,是2004年以来的第三高,说明去年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具有相当规模。”保护区管理处刘健说道。

仍旧难寻“第三产卵场”

繁殖需达到四个要求

中华鲟幼鱼为什么再现,如果原有产卵场没有繁殖,那么新的产卵场在哪里?为什么今年最初监测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

这一切,要从葛洲坝截流说起。

中华鲟存在的1.4亿年间,每一代都出生在长江淡水水域,幼鲟顺流而下,游入大海,等到性成熟后,再沿着“来时路”溯源而上,回到长江淡水流域繁殖。一般雄性中华鲟至少需要8年,雌性中华鲟需要14年。

至于溯河洄游的机理,目前还是一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葛洲坝建坝之前,中华鲟的繁殖地在长江上游600多公里的金沙江段,有史料可查的产卵场至少有16处。但1981年,葛洲坝建坝截流。许多老渔民都目睹了那一刻,逆流而上的中华鲟因为无法越过大坝,有些“傻傻地”撞上大坝,有些被迫在坝下徘徊,它们中不少被发电水轮机拦腰截断,或是被捕上岸,成为餐桌上的菜肴。

科学家们随后发现,失去长江上游的产卵场后,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5公里宜昌江段寻找到了新的产卵场,这是近些年来,科学家证实的几乎唯一的产卵场。因为少而珍贵,这里成为中华鲟的重要保护区。

与之相应的,则是中华鲟野生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介绍,葛洲坝截流前,长江里的中华鲟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截流后,1983-1984年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2008年,许多专家估计仅有不到200尾中华鲟参与繁殖,农业部就此暂停了科研捕捞。

事实上,中华鲟的繁殖能力并不低,在葛洲坝截流后的第2年,科学家们发现在被挤压后的产卵场大量的鱼卵堆积成了小山,一条鱼的鱼卵能占到体重的1/4,而一条野生的成年中华鲟,能长到200至300公斤。危起伟认为,只要他们还能继续繁殖,野生种群的存续就有希望,然而到了2013年和2014年,这个最后的产卵场无奈宣布:没有监测到中华鲟幼鲟。

早在今年4月,东海水产研究所监测到今年第一尾中华鲟幼鱼的时候,研究所副所长庄平就分析认为,要么中华鲟在离长江口更近的地方寻觅到了新的产卵场,要么就是在原先的产卵场提前繁殖。

而危起伟则认为,其寻找到新的产卵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新的产卵场在哪,产卵场会不会发生转移,以及今后是不是同样能监测到中华鲟幼鲟,这些都是未知数。

其告诉早报记者,中华鲟的繁殖,简单说,需要达到四个要求:一是流速;二是温度;三是要有亲本中华鲟;四是河床质。从这些方面综合分析,他推测,新的产卵场应该不会在河口一带,也就是不会在江苏上海一带。

其称,中华鲟的繁殖,需要河床不是泥,起码要有鹅卵石或者粗砂。因为泥底很容易使中华鲟鱼卵窒息。就这一点来说,长江中下游的河床基本都不太符合要求。

而葛洲坝对中华鲟的影响,除了负面影响之外,客观上也有一些新的状况出现。比如,截流蓄水后,其水质相对变清,将粗砂冲走,河床变硬。按照现有的情况分析,长江中游水流速度基本能满足中华鲟对水流的要求。

再就是温度。此前,科学家们对于原有产卵场两年未检测到幼鱼的原因,疑点大多集中在水温上。业界普遍认为,适宜中华鲟繁殖的水温为16℃~20℃,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区间,在中华鲟10-11月繁殖期中,若是水温达不到这个区间,中华鲟则无法顺利繁殖。

河海大学夏自强等人分析认为,受葛洲坝滞温影响,2012年宜昌江段的10月平均水温分别为20.4℃和21.4℃,高出多年平均值19.7摄氏度。到了2013年和2014年,待产卵的中华鲟一直等待到12月,水温还是没有降到20℃以下,记录显示当年产卵期平均水温23.8℃,它们的性腺退化,最终失去了产卵的时机。

当然,对于这一说法,目前科学界尚处于争论阶段。不过,危起伟认为,综合中华鲟繁殖的四个主要条件,他认为,如果有新的产卵场的话,其中位于湖口段的可能会更大。“但是即使将可能性缩小到这一段,其范围也在几百上千公里,要寻找绝非易事。”